菲利普一家与于勒的十年重逢

菲利普一家从哲尔赛岛归来后，再未提起过于勒的名字。直到十年后的某个傍晚，父亲攥着一封泛黄的信冲进家门，颤抖着念道：“亲爱的哥哥，我已赚了些钱，明日乘船抵达哈佛港……”母亲猛地站起身，打翻了桌上的牡蛎壳，碎屑溅了一地。

码头的雾气还未散尽，我们簇拥在母亲崭新的绸缎裙边，望着那艘锈迹斑斑的货船。甲板上走下一个佝偻的老人，裹着破旧的羊毛围巾。母亲的手突然掐紧了我的胳膊：“上帝！他比十年前更落魄了！”父亲却死死盯着老人身后的木箱——六个水手正吃力地抬着它们。

晚餐时，于勒用开裂的指甲撬开木箱，成捆的英镑如潮水般倾泻。母亲的笑声突兀地卡在喉咙里——箱底压着一叠泛黄的债务单，墨迹早已洇成了血痂般的褐色。“我替人运这些废纸，”于勒咳嗽着，将牡蛎酱抹在黑面包上，“他们说抵债的箱子能换顿饱饭。”

父亲的红酒泼在了绣花桌布上。母亲连夜缝补起十年前那件灰斗篷，而我攥着于勒偷偷塞给我的银怀表——表盖内侧嵌着张陌生妇人的照片，海浪在她裙角凝成永恒的白沫。货船鸣笛时，六个空木箱被潮水卷向深海，像载着无数个未兑现的承诺。

晨雾再次笼罩码头时，我们默契地绕开了那件挂在门廊的羊毛围巾。母亲哼着歌煎薄饼，油星在崭新的绸缎裙上烫出个小小的洞。